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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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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财

钟祥财,1954年8月生,浙江省鄞县(今为宁波市鄞州区)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经济史学会理事、上海钱币学会理事。出版个人专著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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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王莽  

2009-02-02 19:37: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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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年,外戚王莽取代刘汉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但短短15年后,新朝即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后世论者谈及王莽,大致持以下几种看法:

一种骂王莽为“乱臣贼子”。这是正统史家的定论,因为王莽是外姓人,篡夺了汉室,当然大逆不道。

另一种斥王莽“虚伪”。史书上说,王莽年轻时“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者”;“事母及寡婶,养孤兄子,行甚饬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入仕以后,“爵位益尊,节操益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瞻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1]他的次子王获杀死一个奴隶,王莽就大义灭亲,令王获自杀。受到朝廷赏赐,王莽总要辞让一番,或献出来分给贫者。有一次他不受赐田,全国有487 572人上书称颂。王莽死后,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但在许多人看来,王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获取社会声誉,爬上权力的顶峰,以售其奸。白居易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2]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王莽被杀后,“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为王莽用他那条长舌欺骗了很多人”。[3]

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肯定意见。如胡适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他相信自己的确有上天的恩赐,有特别的责任,也有特别的权力:责任就是改革天下,权力就是做皇帝。当时改革也有特别的契机:汉朝时没有人觉得某个王朝应该永远存在,当政者腐败,就应该有新的王朝起来。他秉持着这样的信仰;而他的书读得很多,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同时必须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但他的失败则来自他以为发个命令出去,事情就做到了,名字改一改,就以为实质也改了——这就是读书人的通病。最好笑的是,绿林军打到长安的时候,他还说自己有天命保护着,不必在乎,自己做了北斗的模型,他坐在斗柄,以为有北斗七星保护着他,就高枕无忧了。”[4]

那么,王莽究竟做了什么,使他的个人命运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值得后人去思索,去回味?

 

 

概括而言,王莽执政期间重点推行了经济改制。内容包括:1、土地国有,“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子不满八口而土地超过一井(900亩)的,将余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按制度受田。2、“奴婢”改名为“私属”,不得买卖。3、实行工商业政府管制,具体措施是盐、铁、酒官营,垄断铸币权,收山泽物产税和行五均赊贷。为了贯彻这些政策,王莽制定实施了严厉的惩罚条例,一时间,因买卖田宅、奴婢和私自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到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所谓“王田制”等终因“民怨”而作罢。

这就是胡适把王莽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依据。问题在于,这些以维护农民、奴隶、中小工商业者和普通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的改制举措,何以把社会经济弄得一团糟,激起天怨人怒?

一些学者从经济史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叶世昌指出:“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占有制度已深入人心,决不可能通过一个法令就将它改变过来。土地王有,禁止买卖,必然要引起土地所有者,特别是一家占有土地超过900亩的地主的反对。他们决不会自动地将超过的土地分给别人。”“王田制的失败是必然的。地租剥削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王莽对西汉地租剥削的批评虽然击中了要害,但要取消它却是无能为力的。要取消它,结果将是取消者被取消了作为封建统治者的资格。”[5]范文澜认为:“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虚用来欺骗农民的废话,……王莽的真实意图是在停止田宅奴隶的买卖,藉以停止豪强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发展。这当然又是十足空虚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隶的买卖。强迫停止的结果,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6]

梁小民强调:“在西汉,尽管土地私有买卖引起了兼并和贫富差别,但总体上土地私有制还是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些赞扬王莽王田制的人混淆了国有与公有的差别。国有还是公有或全民所有,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封建社会中,国家并不是人民的,仅仅是皇帝的私有财产,所谓‘家天下’正是这个意思。这时,土地国有实际上是皇家的独家私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实际上是用一人私有的大私有代替无数人私有的小私有,并无助于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在封建社会中,国家并不代表人民,以国家的名义垄断工商业不是造福人民,而是造福统治者自己。”[7]胡寄窗写道:王莽“在封建生产方式的上升发展时期禁止土地自由买卖,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这样的措施不特地主阶级不能接受,连农民阶级也会感觉不便。一个不能为封建社会中两个对立基本阶级所容忍的措施,必然酿成极大的纷乱。”[8]而且,这些改制“绝不是为了以一个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也不是要使现存生产关系改变得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代替旧的封建王朝和为了自己政权的巩固。”[9]

得出以上见解,主要是运用了两种方法:其一是历史阶段分析法,其二是阶级分析法。根据历史阶段分析法,人类社会原本是不存在私有制的,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有了剩余产品,才产生了私有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私有制对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到了资本主义的后期,由于生产方式的高度社会化,私有制必然会被公有制取代。显然,王莽要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政府直接干预工商业等措施,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条件,因此遭到了破产。根据阶级分析法,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如果政权控制在剥削阶级手里,那么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实质只能是维护和膨胀统治者的自身利益,不断加重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侵害。由于王莽新朝并没有改变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本质,其改制导致社会经济的混乱和广大民众的唾弃,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联系到活生生的现实,特别是我国正在深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则上述研究结论还缺少解释力或说服力。一方面,20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表明,即使是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私有制仍然没有失丧它的经济功能,不仅如此,在一个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企业具有明显的效益优势。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阶级属性与经济运行的效率水平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有经济虽然为全体劳动者所有,经济管理者的思想道德和专业知识不可谓不高,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陷入短缺的困境,从而使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必然的抉择。显然,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和高度认识国有体制(或公有体制)的根本缺陷。

综合现代经济学的多项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国有体制(或公有体制)存在三个很难克服的内在“软肋”。首先,如果一种财产不能由生产或购买它的人真正拥有,那么生产者的激励就会消失。一旦社会大部分成员与其经济行为的成果没有直接的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匮乏。其次,由于缺少激励,生产者不会关心或提供市场供求的确切信息,而国有体制的决策者即使付出更多的成本,也未必能获得准确的信息。这使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益下降。第三,如果不把国有体制的管理者看成没有自身利益追求的超经济人,则国有体制的运作还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权力寻租以及对市场机制造成的扭曲,可以说是国有体制与生俱来的痼疾。激励不足、信息流失和道德风险,决定了把国有体制(或公有体制)作为社会经济的唯一体制不可持续。古今中外,试图以取消私有制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改革家”不乏其人,但都没有成功,王莽只是其中的一个。

 

 

在逻辑上,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之所以比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优越,国家计划之所以必然有效率,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人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即劳动者已经不是经济人,决策者也不是寻租者。这种人性假设,不管是真诚的信仰,还是虚幻的欺骗,都是人类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撑。

如前所述,人类历史上的私有观念及相关制度安排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出来的。私有制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别,这种差别如果不加以协调,就会演变成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怎样解决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对私有制加以保护和约束,以形成自然扩展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抑制乃至消灭私有制,代之以国有经济或公有制经济。

笔者依据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认为秦汉之际儒家大同思想的形成对西汉社会思潮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我在《大同思想面面观》一文中说,“大同”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墨子》主张“尚同”,《论语》、《孟子》中的社会保障思想,都可以视为“大同”思想的先行资料。但先秦的主流观念是和谐,和谐的内涵是多样性、差异性、适当比例、适当节奏。在那时,“同”作为多样性中的一种而存在,但“和”与“同”歧义分明。“大同”思想的形成,使先秦时期崇尚和谐的社会理念发生根本的流变。

这种流变的表现之一,是尚“公”抑“私”的观念成为定式。《吕氏春秋·贵公》曰:“昔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六韬·文师》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文子·道原》写道:“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乎公。”西汉时类似的著述还有陆贾的《新语·至德》、刘安的《淮南子·览冥》等。直到明清之际,黄宗羲仍然依托古代描绘出这样的社会:“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明夷待访录·原君》)。把社会弊端归咎于私有,必然导致对私有产权和私有观念的忽略和否定。

而要培育全民的公有观念,必须具备这样的社会共识:即不仅出现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公”的统治者或精英集团是可能的,而且普通人完成道德修养也是可能的。儒家思想恰好迎合了这种需要。由于儒家思想在西汉以后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圣外王”的观念就上升为全民族的一种人文精神,它的含义是:“不仅天子以国家元首的资格,可以承受天命,树立政治与社会的权威中心,而且任何人凭着人格的道德转化,也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树立一个独立于天子和社会秩序的内在权威。”[10]“在政治理想的层面,‘内圣外王’代表儒家特有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这个精神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给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11]

王莽所处的西汉末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些问题自西汉前期就已产生,武帝改文、景的“无为而治”,搞官营工商业,董仲舒提出抑兼并,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但政府干预虽有财政效益,经济弊端却有增无减,如专卖商品质量不良、价格昂贵、强迫摊购,政府部门故意刁难,物品交换既不方便又不公平,官、商勾结操纵物价等,以至于轻重之策逐渐淡出。王莽执政以后,没有延续对国家干预的反思和调整,而是矫枉过正,认定社会经济的弊端不是政府干预所引起,而是政府控制不力所导致,从而把汉武帝时的集权经济推向了极端。这一关键的政策选择,当系社会文化思潮使然。正如吕思勉断言:“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12] “所以王莽是根本无所谓篡窃的。他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要实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权;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实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毋宁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13]

可见,与其把王莽的破产看成是虚伪品质的败露,不如把它视为空想破灭的悲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若干特征,可以从这一事件中折射出来。  例如,理想观念与历史现实的背离。正统宣扬的是“天下为公”,实际上做的却是“天下为家”。柳宗元说,秦以后,“其为制,公之大者”,“其情私也”。那些打着“均贫富”旗号的改朝换代者,掌控资源后,谁能摆脱“家天下”的情怀?因此,王莽的虚伪,根子上是他信仰的那个学说虚伪。再如,人治社会和“治人”体制的契合。儒家思想塑造了具有智慧和利他倾向的决策者,在他们的管制下,经济运行可以、也应当是专制集权的,个人的效用不需要通过竞争获得,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也不需要依靠法律制度来维护。这样一来,建立法治社会就没有必要。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以社会道德作为判案标准,具有官本位、随意性和惩罚性,缺乏近代法制既保护正当权利又约束权利侵犯的对称性,都有着深层的文化原因。

有研究者指出:“理想是个非常美好的东西,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需要理想,也都有自己的理想,它是个人、国家、民族前进的动力。然而把理想绝对化为一种不言自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绝对化为一种不须实践、超越时空的东西,这就是‘理想主义’。而如果一个人不顾时代条件,强行要在现实生活中落实这种‘理想’,这就是理想主义者。”“当一个像王莽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陷进理想主义的泥潭时,社会灾难就开始了。因为这时,狂热代替了理性;浮夸代替了求实;迷信代替了科学;领袖意志代替了一切,即所谓的‘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泛滥’,结果是人们离真理、理想更加遥远了。”[14]笔者以为,王莽只是一个空想主义者。空想主义和理想主义是有区别的。理想主义是混淆了现在和未来,空想主义则是用幻觉代替科学。历史证明,空想主义往往更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危险性也更大。

 

 

吕思勉说:“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 [15] “光武平定天下之后,自然只好暂顾目前,说不上什么远大的计划了。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16]

如果真的像吕先生所说,自王莽失败以后,统治者能够奉行“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文化观念能够认同“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中国历史的演进就将是另外一种情况。事实是,王莽以后,试图用人力去控制、去改变社会经济运行的努力并未停止,只是方法和力度有所不同。这种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满足了国家的财政利益,另一方面窒息了市场机制的常态发展。

唐代刘晏的改革不是单纯依靠提高税收,或直接由官府参与争利,而是借助于民间经营的积极性。如在漕运方面,他的办法是由官府出钱雇工,分段运输,“不发丁男,不劳郡县”[17]。在盐政方面,他规定盐户生产的盐由官府收购后可以转售给商人,至于商人把盐运到何处销售,官府不加限制,只在那些商人不愿去或到不了的边远地区,才设立常平盐,“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18]北宋王安石改革名目虽多,推行也久,大部分是前人改革的套路(如均输法、市易法等),最重要的举措要算青苗法和免役法。前者是在青黄不接时,将各路常平、广惠仓的粮食或现钱贷给民户(如贷粮食,按时价折成现钱),预先规定归还的粮食数(按前10年中丰收时的粮价计算),实际归还时可由民户自己决定还钱或还粮。青苗钱每年贷放两次,一次在正月三十日前,随夏税归还;另一次在五月三十日前,随秋税归还。利率每次2分。后者又叫雇役法或募役法,就是允许过去承担各种差役的民户不再服役,但必须按户等高下交免役钱,还有过去不当差的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等,也要交钱,称为助役钱。明代张居正改革,在财政方面的主要作为是在万历六年至八年清丈了土地,九年在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十年奏请免除了万历七年以前的各地积欠钱粮100余万银两。然史家有言:“所谓‘一条鞭法’,实际是将两税以来历久增加的各项正杂税、职贡尽数合并滚入,绝不会比原有税额减少。国家不吃亏,这是一条雷打不动的基本原则。而所谓‘折色以米值为断’,各地折算时往往又高出一般市价……结果农民赋税负担较前必有增无减。”[19]总之,从劳动力(人口)刚性管理到产业结构凝固化,从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到官府支配下的商人运作,从农村金融的控制到税收改制的虚置,中国古代经济改制的路径依赖就是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步步加深。

毋庸讳言,试图用人力去控制、去改变社会经济运行的思想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明显的例证是,在回顾研究王莽改制的历史教训之际,有人把王莽称为一个个人思想超过社会思想一千多年的跨越十几个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一个怀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生存在两汉之交的伟大政治家,一个在封建社会开始社会改革的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实业家。[20] 还有人说:我们可以设想,王莽在上台后,积极改善和适应与官僚利益集团的关系,依靠儒生集团和中小地主集团,加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他的皇位也应该是可以稳定的,他个人并且也可享尽人间的荣华,从此,历史将得以改变,而王姓皇朝至少总会再延存一二代或数代,则王莽何以会成为篡汉之贼,其后之朝是否姓刘也将不可得知了。而历史选择了王莽,就是选择了他的责任感。他对民生负责的态度。历史的潮流滚滚远去,我们不能忘记,在二千年前曾经有一位皇帝,为了民生的利益和国家的富强,为了实现其乌托邦的美好的理想,永远的倒在了历史的舞台上,我们应该记住他。[21]这当然是有感而发。

但把乌托邦说成美好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王莽的破产,是一种观念和信仰的破产。这种观念不相信个人及个人之间可以把经济关系处理好,总想把社会财富委托给一个超越个人、缺乏现代法治约束的国家体制去管,其结果只能是经济无法发展。如果我们既想分享发展的成果,又不准备付出转变体制、更新观念的成本,那是一种文化机会主义。而用传统的所谓“改革”观念来指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企图嫁接出一个市场效率和集权体制相融合的“梨苹果”,更是一相情愿、自欺欺人的思想“忽悠”。

今天的人们谈论王莽,应当记起荷尔德林的著名告诫:“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22]

 

[1]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2]白居易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319

[3][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00、94、

[4]转引自大新国2000年祭——重评乌托邦始祖民生皇帝王莽,华程网 www.huachengnz.com

[5] 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70

[7] 梁小民.在历史与经济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lz.book.sohu.com

[8][9]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177、176-177

[10][11] 张灏.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再认与反思,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7、26

[12][13][15][16]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84、367、366、369-370

[14] 李元.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9

[17]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18]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19]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03-204

[20] 天龙圣火.西汉王莽,www.jixukan.com

[21] 大新国2000年祭——重评乌托邦始祖民生皇帝王莽,华程网 www.huachengnz.com

[22]转引自[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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